沉淀的青春文学被挖掘出来,新的青春小说又不断涌现。八月长安的《你好旧时光》,赵乾乾《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郭敬明《夏至未至》等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被偷走的那五年》等原创电影又被改编成小说进行出版。
“青春”的市场就像一台永动机,没有停歇的机会。而在低成本和高收益的驱动下,作品内核、故事形态、故事技巧等关于作品本身的元素被忽略,这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青春”电影在市场口碑和市场资本上的反应变得畸形起来。
“如坐针毡,如芒刺背。”
董力和郭俊辰表演的《悲伤逆流成河》片段结束后,李诚儒用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观后感。
拥有四十余年的主旋律作品表演经验,李诚儒对这部校园恋爱电影的愤怒和不解溢于言表。待机室里的炎亚纶用“狠”来形容这个评价,年轻的小姑娘更是在一旁紧张到手足无措。
《悲伤逆流成河》原著作者郭敬明,此刻正坐在导演席上,盯着监视器,神色凝重。主持人邀请陈凯歌导演发言时,他抢过话头,迫不及待地回应李诚儒:“你可以永远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但请允许它存在。你可以继续讨厌你讨厌的东西,但请允许别人对它的喜欢。”
图片截自腾讯《演员请就位》
老戏骨和新导演的这场冲突成为《演员请就位》第一期节目的最大看点,也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当一部分人批评李诚儒“带着老艺术家的偏见羞辱人”时,也有人认为他说出了青春产业的“大实话”。
没有人会否认“青春”这一主题的市场价值。但是,从近年市场上出现的小说和电影来看,“青春”越来越疼痛,成长越来越迷茫。狗血的剧情,煽情的文字,虚无的内核,大量青春作品就像李诚儒事后接受导演组采访时所形容的那样:“用廉价的笔触,来引起广泛的共鸣”。
郭敬明说的话本没有错,但是当所有资源都在往低处流动时,总有人得站出来改变潮水的方向。
一、从新概念作文到起点中文网
近年来青春电影风行一时的源头是青春文学,而以“青春”为核心的内容市场,开始于本世纪初的青春小说。
青春小说一般是指由青年作家创作的青春时代文学作品,故事大多发生在校园,讲述年轻人的友情、爱情和成长过程。在它成为一种商业化产物之前,曾经代表了中国文坛的新兴力量。
1998年,由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萌芽》和国内七所著名高校合办的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横空出世。首届大赛的参赛者之一,正是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韩寒。
此后,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来的80后、90后作家,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青春文学作品,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阵清新之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七堇年、夏茗悠……都是从“新概念”进入中国文坛的。
张悦然(后排右三)、郭敬明(前排左二)图源:sohu
21世纪初,韩寒的《零下一度》《长安乱》《一座城池》,郭敬明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张悦然的《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都在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之列。
他们的文字不仅让当时的老作家们“相见恨晚”,也受到了年轻读者的追捧。和同学传阅最新的《最小说》,或者在课堂上偷看韩寒的新书,几乎成了校园里的一种新风尚。
这批青年作家和青春文学的成功,也燃起了年轻人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新概念的参赛人数年年攀升,每一位投稿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韩寒和郭敬明。
只是,还没有等到下一位“明日之星”,新概念的风头就被压了下去。在2007年达到8万人参赛的高峰之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影响力日渐微弱,参赛人数也持续回落。
新概念的对手,是日嚣尘上的网络文学。
新概念的成功,源于它在刻板的应试教育背景下,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成长路径。互联网的到来和普及,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新概念的这一功能。
早在网络文学成型之前,就有人在网络上进行文学创作。安妮宝贝从1998年起在网络上写作,2000年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 告别薇安 》。然而,初期的网络文学并不能给作者带来实质性收入,还是要靠被出版社相中,付梓成书。
直到2003年,“天下书盟”首次推出VIP计划,紧接着起点中文网试水付费阅读。次年,盛大网络全资收购起点中文网,资本进场网络文学领域。到了2008年,盛大整合了多家原创网络文学网站和线下出版社,正式成立盛大文学。
有了资本基础、平台协作和变现渠道,网文的格局基本形成,以燎原之势覆盖了纸质书市场。
学生手中捧着的韩寒和郭敬明,变成了屏幕里的起点中文网和晋江文学城;作家也从被编辑催稿,变成了被读者催更。自此,文学创作不再依附于图书和期刊,而是由网络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共同主导。
互联网潮水袭来的时候,图书是第一批站到浪头上的产品。而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青年作家,成了第一批赶潮人。
二、下一个战场在影院
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曾说:“中国文学有两次比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另外一次就是2000年以来的青春文学。”
五四带来了反抗旧思想的新青年,而千禧年后则诞生了一批把文字与商业结合到一定境界的“投机者”。
韩寒和郭敬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国最会赚钱的80后作家,郭敬明所导演的《小时代》四部曲和《爵迹》等电影票房共超20亿,而韩寒除了导演三部电影以外,还参与了“ONE·一个”App制作和餐饮公司、影视文化公司投资。
来源:豆瓣《后会无期》
第三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甘世佳的选择与他们相似。自2009年后,他再无出版作品,摇身一变成为SNH48、薛之谦的御用作词人和《爱情公寓3》的编剧。
此时再回过头看当初青年作家的笔耕不辍,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赚钱途径。那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他们刚好撞上了风口。
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在接受采访时透露,2006年韩寒在图书方面的收入在320万左右。2009年,韩寒自己也透露他写一本书可以赚200万。
主打校园成长、青春疼痛的郭敬明,更是以1100万和1300万的版税收入,蝉联2007和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名,2009年郭敬明的版权收入达到1700万。
出版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今年,在作家富豪榜上位于榜首的刘慈欣版权收入也不过1800万,从结果上看,和10年前的差距并不大,但价值可就不一样了。此时的郭敬明只要用自己的作品拍一部电影,就可以赚到十倍于版权的收入。
IP时代到来后,青年作家的命运被再次改写,下一个战场在影院。
2012年,台湾青春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大陆上映。这部校园纯爱电影不仅带红了陈妍希、柯震东和主题曲《那些年》,也迅速掀起了国产青春电影的狂潮。
投机者们不会放过这座金矿。资本入场,流量明星加持,2000年以来积累的青春文学资源有了新生命。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九夜茴的《匆匆那年》,饶雪漫的《左耳》,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籽月的《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等小说都陆续被改编成电影。
凭借原有的粉丝基础,吸睛的青春元素,以及流量明星效应,这些电影都能获得不错的票房,其中《致青春》的票房超过了七亿。考虑到青春片多为小成本电影,过亿的票房就足以让制作方小赚一笔。
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也让原著作者尝到了甜头。《致青春》电影上映期间,辛夷坞的原著又卖出了数十万册。
2019年3月,青年导演白雪的处女作《过春天》上映,讲述了一个少女的青春期“冒险”故事。7.7分的豆瓣评分让《过春天》成为近年最受好评的青春电影,70%的人都给出了四星以上高评价,最终票房却连1000万都没有过。
反观同期上映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豆瓣评分4.8分,票房突破9亿。
很多人看不懂这样的结局。
三、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上一代青年作家纷纷转型,离开文坛后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新一代青年作家陆续登场,成长于信息时代的他们,更懂得如何寻找捷径。
正如早期的韩寒经常在博客上发表杂文,树立了针砭时弊的意见领袖形象,如今的青年作家们则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自我营销,长相、性格和个人经历是他们最大的卖点。
凭借“北大励志双胞胎”的名头,苑子文和苑子豪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能获得极高的销量。再凭借成功的人设,苑氏兄弟又涉足了影视、综艺和美妆领域。
苑子文和苑子豪的微博账号分别有385万和383万粉丝,小号也分别有47万和39万粉丝。除了分享日常生活和工作行程,他们的微博里有相当多的写真照片,配上具有挑逗意味的文字,成功打造了二人“男友”式形象。
苑子文和苑子豪不是个例。2015年末,网易文化联合中国网、一路书香新媒体市场数据,重点推荐10位当红的90后“暖男”作家,除了苑氏兄弟以外,还有张皓宸、卢思浩、吴大伟、周宏翔、刘骏文、王宇昆等。几乎每一位在榜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后援会和工作室。
再看作品本身。苑子文和苑子豪合作的《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卢思浩的《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张皓宸的《你是最好的自己》……越来越多作品以散文集、杂文集和故事集的形式呈现,本质就是用青春包装的心灵鸡汤。
泛滥和低质的青春文学和影视剧终于耗尽了市场投递给他们的热情与期待。一方面,这些作品评分普遍在及格线以下,脱离现实的剧情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矫情做作的文字也极大地影响观感。另一方面,堕胎、癌症、车祸成了国产青春作品的三大要素,同质化的内容终于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
资本和市场都冷静下来后,人们重新思考起了“青春”的价值。问题并不出在“青春”本身上。同以青春为主题,《朱诺》《阳光姐妹淘》《初恋这件小事》《伯德小姐》《登堂入室》等电影依然是公认的佳片,国内也诞生过优秀的青春电影。
1994年,姜文以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横空出世。这部电影讲述了70年代北京的军区大院里一群少年的青春期故事,直到今天都被认为是华语青春电影的巅峰,以8.8分长居豆瓣电影Top250榜单之中。
图源:豆瓣《阳光灿烂的日子》
另一个例子是由曹保平导演的《狗十三》,电影里一位父亲希望通过宠物狗完成与女儿的和解与沟通,展现了少女的成长过程和典型的中国式教育。这部电影2013年在第8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映,获得2014年柏林电影节国际评委会特别奖,豆瓣评分高达8.2分。
讽刺的是,2018年,《狗十三》进行全国公映,票房仅为5000万。而普遍在6分以下的青春电影,却能轻易获得过亿的票房。
这就是青春市场的现状。
杨庆祥将现在的文化市场比作一场文化工业,网络的普及、资本的进入、IP的崛起,都是文化工业里的一环,主要目的在于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舆论效应以获得利润。
在这场文化工业革命下,从世纪初的青春文学到如今的青春电影,都不再是文化驱动下的产物,而是资本市场调动出来的商品。
尤其在互联网泛娱乐的大趋势下,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状态。通常来说,文学处在整个产业链上游,一旦采用劣质的“青春文学”作为剧情脚本,很可能直接产生劣质的“青春电影”。
中国的泛娱乐产业已经走到澄沙汰砾阶段,文学界和影视界,都需要重新讨论如何优化“青春”的生产过程。让观众从一部分青春作品里体会疼痛的同时,也能在另一部分作品中感受温暖。
我们需要下一部《过春天》,“青春”市场也需要回到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