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最怕医术的瓶颈还没到,人心的瓶颈就到了。”
对很多人来说,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是个不眠夜。
每一次手机新闻推送声响起,都令人忐忑不已。互联网时代,各种疫情信息在爆炸式传播,人们努力地分辨着“真与假”、“对与错”。
很多事情被反复确认,又推翻。
疫情之下,唯一能确定的,是新增确诊病例的数量,一日比一日多。
截至2月7日0时,全国新冠肺炎累积确诊病例28138人,累计死亡564人。从12月8日第一个病例出现,只有短短两个月。
武汉肺炎大规模爆发的同一时间,纪录片《中国医生》在爱奇艺悄悄上线了。 “原本的排播计划是在2月底。大年三十那天我们临时开了一个会,决定把这部纪录片提档到初三。”
爱奇艺纪录片总监宁玉琪告诉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平台与片方希望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让《中国医生》的故事为普通人带去一份信念。
几乎没有任何前期的宣传,《中国医生》自1月27日刚上线便占据了爱奇艺纪录片热播榜与飙升榜的首位。
这是国内人文纪录片首次从医护群体的视角出发,记录医院中最常发生的场景,聚焦普通病患的故事与一线医生的个人成长。
这部纪录片选取了全国范围内六家大型三甲医院(华西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医院),讲述了急诊科、肿瘤科、麻醉科、妇产科、手术室、ICU等不同科室中几十位医生的故事。
年轻医生的“困惑”
《中国医生》播出后,片中一位年轻帅气的医生徐晔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人的微博与朋友圈被这个医生小哥哥刷屏了。
“穿着白大褂的徐医生又温柔又帅,这是现实版的江直树吧!”
“冲着这颜,我可以刷N遍。”
“徐医生结婚了吗?还单身吗?”
网友在弹幕中纷纷表达对徐医生的喜爱,她们头一次在纪录片中,找到了看偶像剧追星的感觉,更有网友表示,是为了看徐医生才点开了《中国医生》。
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整形烧伤科的一位住院医师,也是中山大学的医学博士。作为一名医疗界的新人,他自认没有资格与众多资深的医学专家一起,参与纪录片的拍摄。
当《中国医生》的导演找到徐晔,并告诉他纪录片需要通过一位年轻的医生,让大众了解到医生的成长之路,这才让徐晔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拍摄纪录片时,徐晔刚好收治了一位烧伤面积高达95%的患者老刘,是位老年男性。
家中煤气爆炸,他与老伴均在旁边,距离爆炸源更近的老刘被严重烧伤,需要多次植皮手术。 手术费全部算下来,要一百多万元。
老刘的儿子与儿媳刚买了房,开了一家小工厂,手中余钱所剩无几。向亲戚借钱、利用轻松筹向社会求助、医院绿色通道给予的“大病援助”,这几部分筹集来的资金仍无法覆盖老刘的全部治疗费用。
“我们现在也不能把工厂卖了,一时之间卖不出去。再说,卖了赔的更多。”
在沟通治疗方案时,老刘儿子屡次强调着经济上的困难,并再三透露出希望接老人回当地医院治疗的想法。
这期间,全身烧伤的患者本人在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如此大面积的烧伤,需要每天换药,一次要近两个小时。
换药的过程是把所有伤口都打开,重新敷药再包合。 “基本上临近不可忍受,跟酷刑也差不多。”徐晔在片中解释道,即便加了镇痛剂也只能稍微减缓疼痛。
老刘烧伤最严重的地方是双手,徐晔本计划四天后为其进行植皮手术。
这次的手术可以相对提高患者日后的生活质量。可在多次与老刘儿子沟通之后,对方依然选择了放弃手术,悄悄转院治疗。
很多时候,让人难过的是,医术还没有到瓶颈的时候,人心就已经到瓶颈了。
“我们真的不想老刘儿子因为这部纪录片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医生》总导演张建珍在与刺猬公社的访谈中提到,片中的时间看似过得很快,实际上老刘已住院一个多月,花了30多万元。用5%的完好皮肤,为95%的伤口植皮,要近十次手术。 “片子播出后,很多人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老刘儿子。”
张建珍能够理解观众的想法,认为做子女的即便倾家荡产也该救父母。
但是作为导演,她没有过度渲染这种情绪,而是以一种极为克制的剪辑手法客观地展现了家属的难处。
老刘转院后,徐晔在空荡荡的病床前站了很久。他想起一个月前,另一个重度烧伤的病人,家属因为同样的原因放弃治疗,最终患者去世。 年轻的徐晔对此十分困惑。
他不知道对于医生来说,什么才算“把病人治好了”,是通过治疗让病人可以出院,但日后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还是应该尊重患者家属的选择,因为他们也是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
同样经历着心理上极速成长与裂变的,还有武汉一线的抗疫医生们。 一位来自武汉一线的抗疫医生,接受了《财经》记者的采访。
在疫情不断扩散中,这位医生所在的科室共有医患人员30人,短短10天内,7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紧缺、忙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时刻暴露在被感染的环境中,这些是他们每分每秒都在面对的客观问题。
晚上畏寒、食欲不振、生物钟紊乱也是一线抗疫医生群体普遍存在的状况。
摘下口罩与护目镜后,医护人员“受伤的“面庞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微博
但更加耗费心血的,是帮助数量庞大的患者们疏解心理压力。 “病人排队时间超过6小时的比比皆是,很多病人情绪不好,大哭的、争吵骂人的、打砸的情况很多,随着开放医院的增多,这种情况虽有所缓解,但问题仍然存在。”
接受采访的医生口述道。 “有位确诊的病人早上还感觉“蛮好”,但晚上情况急转直下,抢救无效后去世了。
我们亲手把他放到停尸袋里,再将其送入殡葬车。” 另一位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的医生,孙鹏口述道。他说如若是平时,家属和殡仪馆会自行处理遗体,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为了疏导家属的恐慌心理,医护人员会亲自来做这份工作。
今年的除夕夜,孙鹏照旧在医院度过,从前医院的年三十多少有些年味儿,这次却丝毫没有。 抢救完病人的他,身心俱疲。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不好,真是难过得很。”
“做不到”的将心比心
除了讲述医生自身的成长经历,《中国医生》的镜头也聚焦到了医患关系上。
“中国的医患关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比较特殊。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2000万,中国的医院是超级医院,医生也是超人。“
张建珍导演说,我国医生的工作时长、强度、与心理压力在国际上是十分罕见的。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也是《中国医生》纪录片中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
“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回忆中,一位患者家属曾当面这样对朱良付说。家属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她认为朱良付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患者因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症)去世,是种少见但致死率很高的疾病。 “我近来血压有点高,你再帮我看看。” 老奶奶一边谴责朱良付,一边要求他给自己看病。
朱良付明白,老奶奶的内心知道他是个好医生。 “但是这并不耽误她投诉我。”面对镜头的朱良付,表情既无奈又委屈。
他说,患者生前与他的关系非常好,是位慈眉善目的老爷子。 这仅是朱良付日常要处理的众多医患关系之一。 另一边,一位60岁高龄的脑卒中患者,在半夜十一点被送到了朱良付所在的医院。
脑卒中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后的6小时是最佳抢救时间。 如此分秒必争的时刻,朱良付却必须在手术前,一边告知家属患者的病情与治疗方案,另一边举着手机将整个过程录制下来。
对于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后续的并发症、以及每一步需要的费用详细地向家属阐明。
“你们理解我说的这些问题吗?你叫啥名字?是患者什么人?你知道手术的风险吗?你同意做手术吗?” 这是朱良付需要对着每一个在现场的家属确认一遍的问题。
患者家属对医生所讲的内容显得懵懵懂懂,复杂的医学专有名词与未知的领域,即便通过医生通俗化的讲解,也无法客观清晰的理解。
但他们知道,亲人的生命危在旦夕,需要尽快手术。 这一幕十分的机械且略带尴尬,却是医患关系紧张下,患者救命与医生自保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探讨“医患关系”这一话题时,《中国医生》并没有选择各方情绪激烈的第一矛盾现场,反而通过追踪医生日常工作流程中的“查房、会诊、手术、换药、值班”等细节,来捕捉真实,触动人心的医患故事。
“这次,我不是通过挂号来接触的医生。通过长时间的相处,我看到了他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也见到了他们的悲喜。”
负责拍摄朱良付故事的柳亚在导演手记中写道。 “他们也是普通人,受制于医疗的局限性和生命的规律。” 柳亚希望,看到这部纪录片的人们,以后在看待医患关系时,能多一份同理心。
然而将心比心很难。
在武汉抗疫前线,也频频传来医患矛盾事件。
1月29日,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的武汉市第四医院,传来两名医护人员被患者家属打伤的消息。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患者是一位68岁的老年男性,在29日中午失去生命体征。
患者的女婿柯某于当晚21:50分来到病房,见到岳父遗体后激动地大喊大叫,要求医护人员进行抢救,但患者已过世,抢救无效。23:30分,柯某在与医护人员沟通中,表示无法接受现状,争执中动手打了值班医生与护士。
医生颈部被抓伤图片来源:微博
根据受伤医生家人发出的照片,柯某造成了医生脖子上两道近十厘米的挠痕。
除此之外,该医生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跟腱断裂,而值班护士身上的防护服被大面积扯烂。两位医护人员均被送入隔离室,无法再正常工作。
受伤的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家还是要同仇敌忾,把仗(抗疫)打赢。如果您现在关注我,就帮我们医院多募集些物资。”
奋战在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图片来源:今日头条@125娟
《中国医生》朱良付故事的结尾,他在例行查房。病房中的几个老年病患看见他,虽然身体动不了,却咧嘴朝他笑。
朱良付握住一位老大爷的手,让他也用力回握来测试其大脑的恢复程度。
检测完,朱良付突然打趣儿地问老大爷,“你穿红裤头了吗?”,老大爷一脸懵懂。 “听说14床的已经买来穿上了,穿红裤头病好的快!” 听完朱良付的解释,一屋子老人都笑了。
中国医生,加油!
朱良付和徐晔的故事绝不是个例,只是千万医护人员的缩影。
被家人遗弃的兔唇宝宝在舒茂国医生与社会的救助下,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麻醉师王强以精湛高超的技术,配合着外科手术医生,救人无数;还有数十年来致力于攻克白血病,绝望却不曾放弃过的孙自敏医生。
“疫情严重,医患都很紧张,《中国医生》似乎成为一个入口,让我们更好地观望生命之重。”
众多网友留言中热度最高的一条写道。 在人们无比关切一线疫情的治疗时,这部纪录片及时地为观众呈现出医疗界的“众生相”,也为众人内心惶恐焦虑的情绪,找到了某种支撑点。
近年来,国产医疗纪录片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生门》《人间世》《急诊室故事》等作品均取得了极高的口碑。其中,《生门》豆瓣评分9.5;《人间世》两季度均获豆瓣评分9.6;《急诊室故事》夺得了当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纪录片。
与这三部国产医疗纪录片有所不同,《中国医生》没有像《生门》《急诊室故事》一样聚焦极端情况下的医患故事,也没有如《人间世》第二季般完全从患者的角度出发,真切而深入地探讨“死亡”话题,直面生命的脆弱与现实的残酷。
《中国医生》的故事线脱离了“紧张、刺激、悲痛”的场景,以一种“温暖、平和、细致”的基调展示着医生视角下的场景。
“在这个纪录片中,我们没有特意地渲染冲突,而是真实地呈现出医患之间为什么没有相互理解。”
总导演张建珍说,从她多年拍摄医疗纪录片的经历来看,导致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患者与家属无法接受医学的不确定性。
“很多人到了医院,把看病当成是一个消费行为:我来医院花了钱,你就得给我解决问题,你就得帮我治好。” 张建珍解释道,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花钱可以买东西,但是不一定能救命。 纵观整部纪录片的制作与拍摄,没有华丽精致的镜头,也没有煽情悲壮的配乐,就连旁白也大多点到为止。
平淡、朴素、走心、最大限度的还原医疗一线真实的场景,是《中国医生》导演与整个摄制组的用心。
这样一部看似操作并没有难度的纪录片,实则遇到过很多拍摄挑战。 “整个拍摄过程是纪实跟拍,既不能影响医生的工作,又要保证拍到足够的画面。”张建珍导演回忆道,拍摄中很多瞬间过去了就无法补拍。
另一个跟踪拍摄的难题,是摄制组遇到突发医疗情况时,在现场的他们并不能理解当下发生了什么、病人究竟得了什么病、有多严重、周围人与病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来不及问。 “为了保证每个故事的情节完整,只要一开机就不能停下来。”
张建珍导演说,虽然有以往拍摄医疗题材纪录片的经验,在这次的摄制中,还是要全程跟拍结束后,才能寻机补充采访医生与病人来补充细节信息。
“纪录片一直很小众,水位比较低。但实际上它的力量和用户需求是非常大的。”宁玉琪解释道。作为国内流量最大、会员人数最多的在线视频平台,爱奇艺希望用户能在此找到优质内容,纪录片生产方能够在平台上实现价值变现。
《中国医生》已播出四集,豆瓣评分高达9.2。张建珍导演坦然地说,这部片子的“出圈”一定程度上与当下的疫情大环境有关。截至目前,《中国医生》是2020开年来热度最高的国语片。
经刺猬公社向张建珍导演确认,《中国医生》片中的很多医护人员,已在武汉新冠肺炎爆发的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其中包括四川省华西医院的尹万红医生、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医生、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施秉银医生等等……
84岁的钟南山,于1月18号冲向了武汉最前线;73岁的李兰娟与病魔赛跑,每天只睡3小时;1月23日,曾参与过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全体成员,签下了“请战书”,自愿请命奔赴武汉一线抗击疫情;截至2月5日,全国共有107支医疗队,派出共10596名医疗人员支援湖北。 这些“逆行者”,在用生命守护着千万国人的平安喜乐。